董元奔‖宋代胡寅对《诗经》赋比兴艺术手法的“另类”解释

原创文/董元奔（江苏宿迁）1赋、比、兴是所谓《诗经》“六义”中的后三义，指的是《诗经》作品的创作手法。有人说，“赋比兴”之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泛起了，证据是《周礼·春官·大师》中有“教六诗，曰风，曰雅，曰颂，曰赋，曰比，曰兴。”已往传说《周礼》是周公所著，莫不成创作时代跨越五百年的《诗经》从一开始就受到“赋比兴”的艺术指导？显然是不行能的。其实，《周礼》是两汉之际的学者托名周公所作。

《周礼》中论述“赋比兴”无非是两汉之际的学者试图向世人强化自己的《诗经》“六义”观，可见在两汉关于《诗经》的“六义”之说是有争论的。早在西汉前期毛亨、毛苌所著的《毛诗》的一些“小序”中就已经提到“赋比兴”，但对其界说模糊，今后，汉代人一直在争论“赋比兴”问题，包罗《周礼》在内，东汉卫宏所作的《毛诗序》（即《毛诗》的大序）、东汉马融和郑玄都到场过作甚“六义”问题的争论。

再往后，经由南北朝刘勰和唐代孔颖达，《诗经》“赋比兴”的界说权落到两宋之际的胡寅（1098-1156）和南宋朱熹（1130-1200）手中。胡寅认为赋是“叙物以言情”，比是“索物以托情”，兴是“触物以起情”；朱熹认为赋是“敷陈其事”，比是“以彼物比此物”，兴是“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”。2胡寅的赋比兴观在其时是被人们所接受的，可是厥后朱熹在学界的名声大大凌驾胡寅，朱熹的赋比兴观遂广为后人所知并用来阐释《诗经》。

我们仔细对照胡、朱二公的说法，发现朱熹的说法一是比力通俗，二是去掉了“情”字。孔子说：“诗言志。

”陆机说：“诗缘情而绮靡。”赋比兴作为《诗经》的创作手法，不行能不关乎诗的抒情功效。

固然，胡寅的说法还不仅仅重视了“情”，其“叙”、“托”、“触”三个动词也比朱熹更形象。我们不妨用详细例子来体会胡寅的赋比兴观相较于朱熹的细密之处。《卫风》的第一篇是《淇奥》，其第一节是这样的：瞻彼淇奥，绿竹绮绮。

有匪君子，如切如嗟，如琢如磨。瑟兮僴兮，赫兮咺兮。有匪君子，终不行谖兮！这节诗一共四句，形貌了君子的美德。很显着，第一句是兴，即朱熹所谓先言淇水、绿竹以引起所要吟咏的君子。

如果这样明白兴，我们无法知道作者为什么要用淇水、绿竹来起兴，为什么不用此外事物呢？如果使用胡寅的看法，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，根据胡寅的“触物以起情”，就是说，诗人的心被他看到的淇水的明净和绿竹的苍翠所触动，他一下子想起君子那令人崇敬的清洁的情怀和苍青的品格来。起兴不是没理由的，起兴的事物需要与被起兴的事物存在着性状上的和情感上的关联。显然，胡寅对于兴的认识比朱熹细密。

这节诗中也是有比的。根据朱熹的“以彼物比此物”，这节诗就是以那些可以切割、打磨、镌刻的象牙、玉石等精致、高尚、纯洁的事物来比况君子的品格。这样明白不能说差池，可是却没有胡寅的“索物以托情”来的有意味。

象牙、玉石之类的事物原来跟君子绝不相关，诗人眼前看到的只是淇水、绿竹，如果用象牙、玉石来比君子，那就是诗人艰苦“索”来的，并不是把现成的事物拿来的。而且诗人“索”来象牙、玉石并不只是需要其性状，还要表达自己对君子品德的崇敬之情。

同时，用来起兴的淇水、绿竹其实也如象牙、玉石一样，以其性状到场了带有情感色彩的比。至于赋，依据朱熹的“敷陈其事”，诗中的“瑟兮僴兮，赫兮咺兮”就是，即划分形貌君子的庄重、威武、灼烁、盛大。如果依据胡寅的“叙物以言情”，不仅“瑟兮僴兮，赫兮咺兮”是赋，包罗兴、比句子在内的整节诗都是在叙物，都是在一边叙物一边言情，整节诗都是赋。

胡寅的赋相较于朱熹不仅有情感，而且还富厚多采。3通太过析，我们发现，除了重视情感之外，胡寅的赋比兴观比朱熹富厚，富厚体现在三种手法经常会纠缠在一起，特别是比兴会联合，赋会把比兴席卷在一起，似乎胡寅不能把《诗经》的赋比兴手法支解出来，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朱熹的赋比兴观才被后人接受。其实，多种艺术手法施加于同一个意象，是诗的习用手段。

同为先秦时期的《楚辞》，其作品中经常用香草引起诗人对君子的形貌和赞美，诗人使用的还不是香草与君子在性状上的相关性吗？后人接受《楚辞》的这种比兴相联合的所谓“有意味的比兴”，为什么不接受《诗经》中的类似用法呢？况且《诗经》远远早于《楚辞》，《楚辞》应该是从《诗经》那里学习了比兴相联合的用法。强行把《诗经》作品的赋比兴手法割裂开来分析，淡化了《诗经》的艺术风范，所以，我建议我们在分析《诗经》的赋比兴手法时，扬弃朱熹的看法，使用胡寅的看法。【说明】1、插图来自头条免费图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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